1963年，潘英达在鸣凰中学当高中语文老师。

一天，医务室老张拿着两张宣纸，找到潘英达，说：“潘老师，这是郭沫若先生手书的七律原件。抗战时期，我哥哥在重庆一家旧书店买到的，但他看不懂，我也一样。你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意思？”

潘英达接了过来，觉得郭老的书法笔力遒劲、结构严谨，心里非常喜欢。但诗歌的意思却不能全部解释，因为年代久远，字迹化开了，难以辨认，他也不敢随意猜测，便说：“老张，这幅作品我一时也不能主清楚。这样吧，你把它先留下来，等我查阅资料后，再给你答复，好不好？”老张同意了。

随后，潘英达花了不少时间阅读郭沫若的自传体小说《洪波曲》，希望能从中找出点蛛丝马迹来，但他失望了，苦恼不堪。

突然一个念头冒出来：“要不，直接求教于郭老？”潘英达马上写了信寄了出去。信中除了要求解释不懂之处，还附带了一个请求：能不能书写“鸣凰中学”校牌？当时，郭老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职务。潘英达写信、寄信时没想什么，但当信寄出后，他倒忐忑不安起来。

接下来便是等待，这个过程似乎特别漫长，每一分每一秒都像煎熬。潘英达后来回忆时说：“那阵子，我好像比第一次恋爱还焦急，夜里都睡不着觉。”

一星期后，学校领导突然找到潘英达，问：“你是不是写过信给郭老？”潘英达紧张地点点头：“是的。”领导拿出一封信递给他，他一看，果然是郭老的回信！登时激动地跳起来了。在回信中，郭老回答了那幅七律的问题，并按潘英达的请求题写了“鸣凰中学”的校名。

领导见了，也很激动，跟潘英达商量说：“你能不能再写封信给他，请他写个学校的全称？”他想了想说：“我试试看。”

没想到，这一次郭老又答应了他的请求。回信很快就来了，信中夹着两张“武进县鸣凰中学”的墨宝，让学校选择其一。

潘英达终身难忘与郭老的这两次笔墨缘。（翟建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