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常工院总支通知我参加孙魁中同志的告别仪式，我为之一惊，又一位盟员同志离开了我们。无奈当天我老伴动手术，我不能离开，没能参加，深感遗憾。

我与孙魁中老师曾同事于常州工业技术学院和民盟常州市委，他是个优秀的外语教师，也是盟市委的称职的老领导。他一生奉献于教育事业，同时为民盟的事业作出了贡献。他的平易近人、真诚和敢于直言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4年，孙魁中毕业于武汉大学俄文系，他像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忧国忧民，矢志报国，就是想用所学的知识为人民服务。他先后任教于北京俄语学院、武汉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延边大学，1979年，他从延边大学调到常州师范学校，后又到常州工业技术学院，是英语教研室骨干教师。他十分热爱教师工作，刻苦钻研，在业务上取得了不斐成绩，历年被学校评为先进工作者，我曾聆听过他在全校教师会议上介绍教学经验。他1987年就被评为副教授，是当时学院少数几个副教授之一，但他从不自满，教学上还是精益求精，而且对同事也是一如既往地真诚，总是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

多年的教学经验，使他在教学上轻车熟路，但他仍然严格要求自己，在教学上一丝不苟，他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感染了一批年青教师，他的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支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外语教学队伍。

他更是学生们的良师益友。在学习上总是严格要求，在思想上和生活上主动关心他们，学生们也信赖他，愿意与他交流。学生们都反映孙教授的讲课耐心细致，特别是语法讲得好，深入浅出，条理清晰。他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好多都成了才，有的还担任了某些单位的领导。

也许是孙魁中出生于东北的缘故，他禀性耿直，敢于直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1957年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长期以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对这些并不放在心上，而是更加敬业。80年代初，常州工学院正在初创阶段，他积极向院党委提了许多建设性建议，为学校更快发展出谋划策，如“注重课堂教学效率，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工作中要既教书又育人”等等。

1984年，孙魁中由我介绍加入了民盟组织。他曾先后任民盟常州市委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任委员，出席过民盟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曾担任政协常州市第七、八届委员。在担任盟市委领导和政协委员期间，积极参政议政，热心盟务工作，关心民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他前后奔忙，与党委联系、商榷，发展新盟员，和我一起筹建了民盟常工院支部。这是我市第一个高校民盟基层组织，当时，《常州日报》还报道了此消息。他主持三胞工作委员会，在海外联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来自西部，但没有忘掉西部，1993年暑假，他率领民盟专家组到延安去讲学，受到当地同志们的好评；虽然他是盟市委的兼职领导，但他平易近人，只要他到盟市委机关，对同志们总是热情问候，关心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而自己处处以身作则，生活上艰苦朴素，严格要求子女，从不搞特殊化。

1993年，他退休了，但还担任市里的职称外语考试的教学工作，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常州教学站的创办过程中，我曾向他征求过意见，他毫无保留地谈了一些中肯的建议。我本拟请他来上课，由于他太忙，所以未能实现。

孙魁中老师走过了七十五年的人生历程，走完了他平凡而又光辉的一生，他就像一支红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我们永远怀念他。（贾时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