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底，接到盟市委“同心故事” 的任务——撰写母亲张西屏的故事，说实在话，我内心很纠结。母亲是常州民盟成立早期的盟员之一，曾担任盟市委副秘书长多年，自从母亲在“文革”年代不幸去世，多年来她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楚，不能触摸。一段时间以来，我的脑子一直在不断寻找，直到5月14日母亲节那天，一个好教师、好干部、好母亲的形象陡然出现在我面前……

学生尊敬的好教师

母亲张西屏1920年4月生于常州，从小天资聪明、喜欢学习，虽然家境贫困，但外婆牢记外公“要让孩子读书”的嘱托，辛勤劳作，省吃俭用，东借西凑，坚持送孩子进校读书。母亲深知读书来之不易，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因为师范学校不收学费，小学毕业后，母亲考入武进师范初中部，三年后又以“十个取一个”的好成绩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抗战已经爆发，家境更加困难，母亲回到家乡，在觅渡桥小学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后来又到局前街小学任教），以微薄薪水补贴家用，尽一份长女的责任。五年后，已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不得不暂时离开了教师岗位。

建国后母亲不顾儿女牵累、家庭反对，重返她热爱的教师岗位，她曾到大成纺织夜校给纺织工人补习文化，至今市里一些老领导老模范还记得她，热情告诉我，你母亲曾是我们的老师。母亲还担任市民主妇联双桂坊支委会主任，发动妇女走出家庭，投入建设新中国的热潮。

1953年母亲来到市三中任教，担任数学老师。为了提高教学水平，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白天上课，晚上进修，日以继夜，不知疲倦。她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她的学生，真心希望同学们早日成才，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后来她教高中数学，并担任班主任，和班上的学生结下深厚的感情。母亲离开市三中后，那些毕业后的学生常来看望她，并且把每年年初四定为“探望日”。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母亲一年中最开心的日子，年前母亲就要把年货分出一部分并且藏起来留给她的学生们，生怕孩子们吃掉，弄得当时正嘴谗的我又嫉妒又无奈。到了年初四那天，看到母亲被学生们围在中间，听着他们争先恐后的“汇报”，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我就想：长大了我也要当老师。记得有一位姓汪的学生，成绩很好，考取了南京工学院，因为家里穷想要放弃，母亲知道后立即做他父母的工作，不仅帮助他解决入学费用，还把家里的一只柳条箱送去给他放行李，这位学生后来在合肥工业大学任教，多项学术成果获奖，母亲去世后他还常来看望我们，他家中仍保存着母亲写给他的信件，怀念他敬爱的张老师。

盟员支持的好干部

1951年10月母亲经张允溪等人介绍加入民主同盟，是建国后常州第一批盟员。母亲天生就是个职业女性的命，让她宅在家里带孩子在她心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如今解放了，男女都一样，她像飞出笼子的鸟，渴望尽快加入组织、融入社会，为建设新中国也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工作。

1958年母亲离开恋恋不舍的教师岗位调入民盟市委工作，担任副秘书长。记得那年秋天正好史良前来常州民盟视察，那几天母亲特别高兴，跑前跑后，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史良来常有一张合影照，母亲一直把照片镜框挂在我家墙上，这张照片上的笑容是母亲留下的所有照片中最灿烂的。那时候市民盟在双桂坊办公，两进的楼房，后面庭院里有两棵白玉兰，开花的时候非常漂亮，我从常师附小放学回家时常借故跑去玩。记得“大跃进”时，庭院里筑起小高炉，母亲把家里的铁床栏杆也拿去“大炼钢铁”，弄得铁床摇摇晃晃，我们睡觉也不踏实。

随着党内左倾思想抬头，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不断，民盟工作强调党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母亲常常愁眉苦脸。那时候民盟人手少，任务重、要求高，母亲经常靠两条腿奔走在学校、盟员单位，谈思想、听情况，晚上安排好家务已是夜深人静，母亲才开始挑灯夜战，伏案劳作，估计是按照上级要求汇集书面材料，这对于数学老师出身且不懂政治的母亲来说实在是个苦差事，洁身自好的母亲那时候竟然学会了抽烟，有时我半夜醒来看到已添白发的母亲，头埋在烟雾中苦苦思索写作，觉得母亲真是太不容易了。

我曾经指着墙上的照片问过母亲，史良是谁？民盟是什么组织？母亲认真得告诉我：史良是大律师，是爱国七君子之一，和李公朴都是我们常州人，现在是全国民盟的主席；民盟是教师等知识分子参加的爱国民主党派，历史上参与政协、建国，作出很大贡献。虽然我当时听了似懂非懂，但是我能感觉到母亲作为民盟盟员的自豪之心。

儿女爱戴的好母亲

母亲是一个苦命的女人，1927年冬她的父亲张太雷---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领导广州起义牺牲时，她还未满八岁，孤儿寡母在艰难困苦中度日，好不容易长大成人师范毕业，抗战爆发，妹妹张西蕾弟弟张一阳参加新四军走上抗日前线，去走“父亲”的路了，她作为家中长女，只能听从命运安排，协助她的母亲养家糊口，伺奉瘫痪在床的奶奶，继续走“母亲”的路。 1957年春我的父亲因病去世，当时母亲才三十七岁，五个孩子，大的十六岁，妹妹才七岁。生活的历练培养了母亲坚强、独立的性格，她毅然放弃了父亲原有西药房的房租和“定息”，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外婆的帮助，勇敢挑起生活重担。在外默默无闻，努力工作，不输人后；在家既当“严父”又当“慈母”，培育子女，尽心尽责。“文革”开始前，姐姐和哥哥均已考入大学读书和工作，我和妹妹在中学读书，已临近毕业。

母亲对儿女的教育最注重两条，一要读书好，二要品德好。读书好据说是外公的遗训，外婆遵循它，千方百计让母亲姐弟三人读书，母亲继续遵循它，节衣缩食也要让五个子女都能读上大学。记得二姐高中毕业时国家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全家吃饱肚子都已困难，有人劝母亲不要让二姐上大学了，可以早一点赚钱，母亲硬是不听，始终认为多读书是家训，是人生大事，不能耽误，生活苦一点，挺一挺就过去了。如今看来，母亲当初的想法和价值理念是正确的，现在两个姐姐都是部属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退休，享受着幸福的晚年。母亲对女儿读书要求更高，从小就给我们灌输“谁说女儿不如男”的思想，有了母亲给我们的这份自信，更有母亲不辞辛劳以身作则的榜样，我们姐妹四个从小学习自觉，不用大人操心，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名列前茅。

母亲虽然平时沉默寡言，但她对我们品德的要求却是很严格的。记得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捡到一张电影票，回家交给母亲，母亲看了票上的时间，立即放下炉灶上的事，拉着我急冲冲赶到和平电影院把它交给工作人员，并且告诉我，丢票的人一定很着急，可能会去电影院找。这件事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不仅是拾金不昧，更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品质。我从小在外婆和母亲的身边长大，她们身上具备的善良、勤劳、诚实、正直、勇敢、坚韧的优良品格，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根深蒂固的，可以说我人生中最艰难的历程是靠着这些才走过来的。

我永远怀念我远在天边的外婆和母亲。（张子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