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在我的眼里，很多年只是个平静温和朴素爱书的老人。

1972年我参军来到北京，陪伴外公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点。十几年间，我只依稀知道外公曾经是三十年代生活书店的经理，至于生活书店是怎样的书店，外公在其间有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我毫不知情。外公从不谈自己，我更不知道他是后来的三联书店的首任总经理。

外公爱书一往情深。在北京多年，我陪外公出门几乎只有一个目的地——新华书店，仿佛舍此别无去处，再无他需。他老人家生活开支精打细算，一台常冒雪花点的小电视机，我游说多次，硬去买来才“被”置换，买书却从不看价目，出手大方极了.每次去书店，我总要帮外公揹回不少书。在北京和外公一起买书，是我们祖孙俩最高兴的事。经常我前脚刚迈进家门，外公就兴致勃勃地说：和我买书去！一次外公问我，小虹，你怎么也和我一样，出门都是新华书店啊？我说：有您才有我，有其祖必有其孙嘛！外公仰头大笑！他可是被我将了一军！七十年代，外面的世界浊浪滚滚,唯有祖孙共同买书，读书，是那段年月里最温馨的记忆！如今四十年多过去，我外出的行囊里永远有书，走到哪里书店都是心中最美的那道风景,读书是永远不变的快乐！

外公爱书如命，却并不藏书私有。记得参军后第一次去看外公，他就高兴地向我“推销”他的书，告诉我他这里是弘通巷年轻人的图书馆。外公常常推荐好书给我和认识的青少年读，市面上许多见不着的书，大家都是在外公这儿读到的。一次,不知他老人家从什么地方变出一本小册子递给我：“多余的话”!我既惊且喜，这可是当年不能摆到书架上的书啊！七十年代正用“多余的话”批瞿秋白是叛徒，生活书店是‘黑’店。我早想一探究竟，真是踏破铁蹄无觅处呐！“黑书店的老板”竟要外孙女读“黑书”！我一口气读完全文，对外公说，这哪是“叛徒”的文章，这是难得的内心自白，是严格的自我解剖。外公就是这样用他的藏书，教育我要“独立思考。”

外公把传播人类进步文化，渗透到家庭生活中，延续到自己的子孙后代。我们孙辈从孩提时代，到文革上山下乡，直到外公的暮年，都时常收到外公寄自北京的书。或许是外公的遗传因子吧，我们都十分酷爱书，爱在书的海洋里探索，这给我们的人生增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滋养。外公的孙辈有11人，虽然都曾苦受“十年劫难”，但在外公的鼓励熏陶下，采取各种方式，大都完成了大学学业，有的还完成了博士学业，而且成绩优秀，多是单位的工作骨干。我的表妹曾在苏州大学物理系任教，她常忆起：“在专业学习上从爷爷的书中得益匪浅。爷爷常让我开书单，只要是专业需要都提供方便”。有一次，她想买一本《英汉技术词典》，外公遍找北京的许多书店，好容易在旧书店寻到，亲手包装的方方正正，立即寄去，外公说这是他的老本行，包书我可比不过他！表妹从事光学全息学的科研工作，外公寄去外文原版书籍；表妹因车祸脑外伤做了手术，外公寄去《中国姑娘》，用女排振奋人心的拼搏之歌，激励她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捧着来自千里之外，渗透外公无限慈爱的一本本书，表妹没有辜负爷爷的期望，她从书中得到启示，专心研究，获得一些科研成果，在有关期刊上发表，获得了优秀论文奖。

倡导读书，推动读书运动，是外公延续一生的习惯。他三十年代未就在生活书店提出“应当积极地负起指导读书的任务，”发动读书运动，设立“读者顾问部”和“推荐图书委员会”，定期选择有价值的图书介绍给读者，希望读者也能有计划地读书。外公还组织了流动供应队到乡村、山区开展读书活动，以求提高大众知识水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韬奋当年称：“这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创举”。改革开放之初，外公在党派力排“不务正业”的非议，办起免费的编辑培训班，组织优秀教师智力支边，所到之处一票难求。在办公经费原本就紧张的情况下，办起流通图书馆，外公又像当年在生活书店成立“图书推荐委员会”那样，推动读书，推荐读好书。当时的馆长，现年94岁的老人刘鄂业回忆，外公说要写馆名，以方便读者，并亲题馆名，刘老请外公写上自己的名字，外公说：不要留名。外公还带头调查研究，提出党派发挥自身优势，向四化建设献计献策。民进中央对于出版工作的六条建议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习仲勋的重视，一一做了批示，后来中共中央发文《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很多处吸收了报告的意见。外公还倡议成立民进中央文教基金委员会，并带头捐款。

外公晚年为解决三联老同志革命工龄问题，与张仲实、胡绳等联名写信中共中央书记处，奔走于中组部，中宣部，国家出版局，找当时健在的邓颖超同志，作了不懈的努力。1983年中组部颁发有关文件，基本上采纳信中建议，三联书店健在的1600多人，大多解决了离休问题，为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走上复兴之路奠定了基础。1983年11月23日，外公在重病中与胡绳、钱俊瑞、徐雪寒、周巍峙、沈粹缜联名写信文化部党组及中宣部，建议恢复三联书店独立建制，并提出具体建议。1984年11月，三联书店正式恢复独立建制，使这个享誉海内外的品牌，继续发挥影响力，为民族进步，服务大众再放异彩。

外公一生简朴。三十年代，上海生活书店在福州路开店时，外公的经理办公室是兼会议室和会客室的，只有几张硬木椅。有时忙了，晚上就睡在办公桌上。书店有一辆人力包车，但大多用来送货或去邮局寄邮包，外公上下班从来不坐。只有在去国民党市党部交涉查禁书稿事时，为“摆摆谱”，装个样子，才偶尔乘坐。1939年在重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时，外公一家三口住着十平方米的房子。1941年书店为保存实力被迫转移香港，经济十分拮据，外公与在港同人住简陋的集体宿舍，带头只领生活费，和几位在外兼职同人薪金合并，用作大家的生活费，早早进入了“共产主义”。1945年，为上海生活书店复业，外公化名潜回上海，秘密东奔西走，筹措资金，集结队伍，遍访在上海“孤岛“时期，陷入生活困境的进步著译者，郑振铎，傅雷等等，“虽然书稿”“绝无可能印行，但仭请他们坚持著作和编译，“按千字斗米付酬’,“负担他们已经断绝生计的生活。外公曾告诉我，他有十根金条，“预支稿费”，却没有告诉我其实他自己生活得更清苦：只有一件旧货店买来的，可两面穿的廉价西装，小面馆一碗面果腹，住的是农舍或亭子间！抗战胜利后不到两个月，生活书店在上海，赶在国民党出版机构前面，“赤手空拳“，“闪电般“复业！读者“辗转相告”，吕班路门市部“人满为患，摩肩接踵，流连不去“，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同业瞠目”。

三十多年过去，外公艰苦朴素的作风一点都没变！放衣服的皮箱是用了几十年的陈物，一张旧的硬木板单人床，自1949年进京用到逝世。一只军绿色的搪瓷喝水杯，从供给制起，用了三十多年。进京后，外公职位多次变动，但三十五年来，始终住着解放初期出版总署分配的三十多平米的两间老式住宅。一间是书房，客厅，餐厅，外公的卧室，四种功能合一。另一间是被上海人称作的“亭子间“，最多8个平米，外婆住着。房子的后墙破旧的几乎要倒塌了，外公却住得安之若素。当京城许多一般干部冬季都用上暖气时，外公仍和北京四合院的普通居民一样，数九隆冬用蜂窝煤取暖。1981年，有关部门再次动员，要外公迁入为政协领导盖的新居，但他老人家仍不肯，仅同意修缮一下旧居，装上暖气。我对外公说，您的住房应该宽畅些，谁像您三十年一贯制。外公马上制止我：“许多群众还没有这样的房子，够住就应该满足了。”外公家中唯一奢侈的是占了室内最大空间的五只书橱，还有内走廊里书架上放的，地上堆的，那些仿佛要溢出的书。

当我采写外公和生活书店的故事，走进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近代史馆、南京图书馆古籍馆、金陵图书馆典藏馆，常州图书馆古籍馆，阅读外公当年办的《生活》周刊，《世界知识》杂志，《民主》周刊……；抚摸着外公珍藏的一本本列入出版史册的原版书籍：《鲁迅全集》、《世界文库》、《约翰·克里斯多夫》……；阅读当年和外公同甘共苦的生活书店、三联书店同人战友的深情回忆；今天的出版史家和研究者的论文……我震惊，我肃然起敬!

追寻外公的历史，我才知道，外公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著名和杰出的出版家之一，是我国现代新文化出版事业的艰辛开拓者，被今天的出版史研究者称为“同样是出版的楷模“，是很多后代出版人“心中的偶像.”外公相熟中国现代史上最著名的著作家，翻译家，鲁迅，茅盾，傅雷。。。。。。在今天难以想象的艰险困苦条件下，外公经营管理著名的生活书店，被同人们称为“本店事业的舵手”，在民主选举中，外公总以最高票数当选总经理。周恩来曾自认要做外公的入党介绍人.1938年周恩来总理为了外公的安全，还曾用自己的车，亲自送外公回生活书店在民生路住地。

今天我才知道，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前身中诞生最早的出版社，外公是创始人之一。生活书店是中国现代史上独特的新型书店，”不是以谋求个人私利为目的，而是以提高人民大众的思想和文化水平为宗旨“的书店（胡耐秋《谈谈生活书店的服务精神》），没有老板和雇员，股份合作制，管理科学化，民主化。生活书店及后来的三联书店，曾是五四以来在中国形成的，帮助了中国民族进步和解放的“抗日救国号角嘹亮，进步文化堡垒坚强（沙千里为纪念三联书店30周年题词）”的一支“文化军队”。她的存在和发展，在中国以致于海内外产生过深广的影响，书香独特，久远至今。外公和韬奋先生共同培育和践行了“生活精神“，创造了服务读者，服务大众和精诚团结的典型，打造了生活书店这支压不垮打不烂的新文化生力军。

今天我才知道，生活书店两个半人起家，靠只够书店一个半月纸张款的2000元资金，“在一个小小过街楼的一间小屋”里起家，经营发展成全国56个分店，成为国统区进步文化的堡垒，创造了“出版史的奇迹”。外公以他的“多才多艺”，和经营头脑，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资本家”，那时拉广告可以提成，有大报馆高薪聘请，可外公“忘记了他自己的一切要求”，甘愿和韬奋先生一起，走一条荆棘丛生，但是为大众搏光明前途的路。外公“以十二万分的热忱”,“出将入相”，为“生活”的事业“涓滴归功”,默默奉献，以命相博！外公曾“肺病甚危”三次吐血，仍不肯离开岗位，两次被抄家，毫不畏惧。外公经管着全国56家分店的庞大事业，却无钱给自己重病的长子治病，生活的颠沛流离，外公过早的失去了幼子，外公是非常喜爱孩子的啊！我母亲回忆，幼时随父亲在沪读书，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经常搬家，妈妈从小就知道，有陌生人问起，不能说姓徐。外公是书店的法人，遇有迫害，总“首当其冲”，曾两上租界法庭，以机智的斗争艺术，维护了书店的权益，抗争对进步文化的围剿！当年外公去检查机关与检察官们交涉被扣押的书稿文章，据理力争，更是常事，因此救出了不少好书稿。外公两次直接上书行政院长蒋介石，要求停止迫害，为书店声张正义。抗战期间，生活书店在抗战初期发展起来的56个分店书店，被全部查封，只留下了为逃避舆论，欲盖弥彰的一家重庆书店，外公愤而疾书“生活书店横被摧残经过”：连载于延安的《新中华报》：书店“自抗战爆发后，对于抗战国策之宣传与前方精神食粮之供应，尤竭尽心力，不敢懈怠，凡遇党政当局号召，无不争先响应，向不后人。所设分支店办事处前后共达55处，遍及14省、满布于大后方，并深入战区及游击区，努力为抗战文化忠心服务。。。。。。窃思一个正当的文化事业机关被摧残事小，而影响于人民观感及国家民族前途之事大。言念及此，不敢缄默，敬以事实经过，公诸于爱护文化事业主持正义之海内外诸公及读者朋友们，请赐予援手，俾冤抑得以伸雪，俾正当商业机关能获得合法保障，。。。。。不致含冤沉没，而对国家民族能作继续之贡献。“文章不能在战时的陪都发表，外公怒而亲自和书店同人到国民参政会议处分发，邮寄书店读者，延安《新中华报》连续三天登载。这篇文章现被收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韬奋先生长期遭受迫害重病不治，外公矢志不渝坚守阵地，用他的远见和卓识，采用各种方法，竭力安排保存书店的人才，物力，开办生活书店的化名出版社等，继续为抗战服务，为新中国储备力量。抗战胜利后又迅速恢复了生活书店。在党的领导下，1948年于香港实现了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联合。三联书店在与时代的前行中，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用一本本书作匕首和投枪，继续为建立独立、民主、人民的新中国鼓与呼！

外公从不谈自己的功劳和“重大贡献”，我多次想听他讲述过去，只有一次外公平淡的说，书店是两个半人起家的事业，国民党多次查封书店的进步刊物，但书店总能以新的刊物再现。那些“没有一天不在”的“严重压迫和打击”，“书店被捣毁，被封闭，同仁被拘捕，被迫害，十七年来没有片刻停止过”（徐伯昕《迎1949年》）的艰难；那些在困苦中白手起家，把生活书店的事业，发展到民国时期影响最大，存在时间最长，读者遍布国内“穷乡僻壤”，遍布海内外的辉煌业绩。。。。。。外公从未提起。韬奋先生称外公“对本店的功绩，是永远不朽的”，“值得我们永久的敬念”！而这些需要多少远见卓识，胆略智慧，在外公平静的外表下，平淡的表述背后，又有着多么惊人的勇气和毅力！又该有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

外公从不言自己的“重大贡献“。韬奋先生的女儿嘉骊阿姨曾要外公为自己写传，外公摇摇头:我个人算不了什么。直到重病住院，外公自知不治，病床上对我忆起和感怀的还是战友们的事迹，作家和读者对书店的支持。对来看他的同志谈到自己时，还是严于律己的不足。

外公临终留下遗嘱，把他的书全部捐给家乡图书馆。在外公逝世一周年时，由大舅徐星钊操办，将外公的藏书，包括由生活书店抗战时期在孤岛出版的精装版《鲁迅全集》、由外公亲自担任排印装帧和发行人的全套《世界文库》等，一批珍贵的原版书，和他搜集的精品书，捐赠给了常州图书馆。那可是他老人家数十年珍藏的“最爱”啊！

外公在即将走进他生命的终点时，曾告诉我他看见窗外，有又大又漂亮的蝴蝶在飞。外公自知生命将走到尽头，他用那么浪漫优美的语言坦然告诉我，他要“羽化登仙“了。我相信外公羽化登仙后，一定是飞向了他心中为大众出好书的天堂！外公将在那里永生！（徐虹）

徐伯昕生平简介

徐伯昕（1905-1984），江苏常州武进鸣凰乡人，一生致力于革命的出版事业。他和邹韬奋一同主办《生活》周刊，是邹韬奋的得力助手，站在爱国舆论第一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也为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做出了杰出成绩，他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10月18日，根据10月在京部分民进常务理事、会员就新形势下关于民进的会理事和整个团体前途问题的决定：“总分会的理事全部以个人名义参加中国民盟”。他转入民盟，并被推荐为盟中央委员兼组织委员。1952年因病辞去民盟中央组织委员职务。1984年3月27日因患重病，医治无效与世长逝，享年80岁，此年4月13日上午，常州市、武进县领导同志，民进、民盟的部分成员与其亲属护送徐伯昕骨灰至常州东郊公园（今东坡公园），一部分撒入运河，一部分埋入公园山顶的松柏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