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良是我的堂姐，她的父亲史子游与我父亲史久复是兄弟行。她家是大房，我家是二房，她家原住本市观子巷57号（现改为和平南路221号），我父亲早在1900年左右，就在鸣凰镇东街开设一爿小店，当时就从常州迁往鸣凰镇居住，我们两家素有往来，比较亲近。

抗战前夕，我正在上海通州路德庆里华东织绸厂当徒工，那时史良因作为救国会代表到南京去请愿，被蒋介石悍然逮捕，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我在报纸上不断看到堂姐和其他六位爱国知名人士的斗争事迹和全国人民声援的消息，使我增加了对她们敬仰。当我得知她经过卓绝的斗争，在各界人士的声援下获释出狱回到上海以后，正逢我父亲从家乡赶来上海看望她。当时我上日班，是六进六出，下了班，陪同父亲吃了晚饭，即去辣裴德路她家，按了电铃，父亲见阿福出来，当即问起主人在家否？阿福回答说：正好她今晚在家没有出去，请进里面坐。他便引领我们进入会客室，倒好茶，然后进去通报。堂姐出来一见，知道我父亲特地从乡下赶来看她时，真是喜出望外，十分高举地叫了两声叔叔好。她说你从乡下赶来上海看我，真不知如何感谢你老人家，家中婶婶和弟妹可好。又说，快坐、快坐，吃茶，并指着我说，这是弟弟吧？在那里读书？当时我听了霎时脸部红了起来，内心感到无比愧疚，当她知道我在上海当徒工时，关心我说：目前在上海学些有技术的工种也好，但是在平时有时间继续学习些文化知识，追求上进才好。接着她又讲述了在苏州监狱里半年之久，艰苦的斗争经历和由于各界人士的声援、社会舆论的支持，获得了自由、胜利的情况。这次会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堂姐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拒绝敌人的诱降阴谋，坚持爱国无罪的立场，使我由衷地敬佩她。

抗战胜利后，堂姐从重庆回到上海，我父亲带我们兄弟两人到上海凯纳路165号看望她。找到地址、门牌，只见外面是围墙，有两扇大门紧闭、旁有电铃。大门一开，跑出一人来，我们一看，仍旧是他，名叫阿福，是个高高的身材，胖胖的体形，诚实可靠的态度，迎出来招呼我们说，在家，快进来。我们一进去向前一看，只见园内一幢两层的西式洋房，左面是花园、园内有草坪、树木和花卉，看来这里很清静，雅致，比以前所住的地方要精致的多。我们进入会客室后，阿福送上茶，即登楼告诉堂姐。堂姐同一位女士一同下楼，见到我们脸带笑容，非常热情的对我们说：叔叔好！我们一别，八年不见，今天见到你们，非常高兴，不知道你们这抗战八上是如何熬过来的，现在乡下可好？我父亲将家中情况告诉了她。她知道抗战一开始，乡下沦陷，房屋被日本鬼子烧光，另租赁房屋在湖塘镇周家巷居住，她感到十分气愤。又问：叔叔今年高龄？我父亲回答说：今年虚度六十五岁。她又说：如此高寿，身体又这么好，真是我们晚辈的幸福。她指着女士给我们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叫田惠青，今后你们来上海，如果我不在家，你们可以直接找她，她会接待你们的。又说：目前虽然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要搞独裁，不要民主，坚持打内战，不要和平，完全违背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她还说：国民党政府腐败透顶，内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使社会秩序紊乱，物价上涨，民主聊生，老百姓难以安居乐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使中国走向光明……等等。她既亲切地接待了我们，又不失时机地对我们讲形势，讲时事，使我们逐渐地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并从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

记得在1947年的秋天，我去上海堂姐史良家，一进门，只见园内停放着一辆黑色小轿车，阿福对我讲：她在楼上会客，你在楼下会客室等等她。大约等了一小时左右，我中到楼梯上有脚步声和谈笑声，就从侧面探看，只见堂姐和田秘书同了一位梳着S字头，身穿一件黑色呢绒长至足跟的西式套裙的女士和另一位三十岁左右穿着普通的女士一同下楼，走出客厅，互相话别，坐上轿车而去。我感到这两位女士谈吐风雅，举止大方。堂姐回到家里，在会客室会见了我，在交谈中，她告诉我，刚才出去的一位是宋庆龄夫人，一位是她的秘书，叫廖梦醒女士。当时虽没有直接交谈，但能从侧面见到宋夫人，真是一次终身难忘的事。

这样，在每年的寒暑假或忙假里，我都到上海去看望她，她的教育和启发，使我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前途有了一些认识。在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迫使民盟停止公开活动的时候，我毅然向堂姐提出申请，要求加入民盟组织，在她的介绍下，于1948年3月被正式批准为民盟盟员。从而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以后在常州周围发展了俞谷钧、顾峤若、曹吉人等十多位同志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

那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下，在凯纳路165号大门口，国民党特务在左边安放上一个“竖头棺材”（像岗亭式的木棚），来监视着堂姐一切行动。如大门上的电铃一响、就会从黑洞洞若观火窗子里伸出一个乌龟头来，监视着每一个进出的客人，后来又在大门对面搭起了一个木棚，摆上了一个皮匠摊，还有不三不四的人出没于四周，甚至对坐汽车来的客人，也被记下车号进行跟踪。在这样严酷和艰苦的条件下，堂姐仍担任民盟华东执行部主任，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直到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了，张允溪和我都赶到上海去报到，当时由堂姐委托朱葆儒同志负责，在她家中成立了民盟常州市分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宣布朱葆儒为总的负责人，张允溪负责宣传工作，顾峤若负责秘书工作，我负责组织工作。从而使民盟在常州市的革命活动展开了新的一页。

在常州解放前夕，为了发展盟员问题，我到上海与堂姐商量，她说：目前形势非常紧张，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节节败退，解放军即将渡江。又说：为了革命，我亦要考虑到自身的安全，准备隐蔽起来，并叫我立即离开上海，回到常州，迎接解放。我按照她的意见，在4月23日乘早晨5点钟的火车离开上海，由于火车中途阻塞，在24日从无锡步行回到常州。

解放后，我在民盟常州市委员会任职期间，于1951年春和1954年9月，为了工作，我两次去北京，都得到了堂姐的亲切接待，她教育我要听党的话，学好党的方针、政策，加强思想改造、做好盟的工作，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新贡献。1958年8月，堂姐来常州视察工作时，又聚首叙旧，她又教育我要紧跟党走，不要三心两意，而要一心一意，紧跟形势，加强自我改造，做好本职工作。七十年代，我全家下放农村后，写信告诉了她，她来信讲：要扎根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通过劳动锻炼来改造自己等。

解放以来，我从事盟务工作近40年，在堂姐史良多次教导和帮助下，使我不断地加深对盟务工作的认识，一直兢兢业业，安心于本职工作，毫无懈怠之心。（史济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