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史校长，那是我顺着大姐的手指远远看过去的。大姐大我七岁，她上省常中的时候我才小学三四年级。记的有一次，大姐领着我到省常中去玩。只见操场上围着很多人，一会儿又闪开了，一辆辆的自行车飞驰而过。大姐说这是教师在进行自行车比赛，还指着远处说，那就是我们的史校长。我顺眼望去，只见远远地站着几个人，中间一位矮些，但很活跃，正和旁边的人说着话，左边一句，右边一句，不停地做着手势。没想到，20年后，我就在史绍熙校长领导下工作。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也就知道了民盟，那是因为我经常去政协大院的缘故。父亲是政协委员并担任着政协图书室的管理员，我一放学就到图书馆里看书。那时候，有人经常过来和父亲说话，还讨论一些书的内容，次数多了，我问：“这是谁啊？”爸爸说：“民盟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民盟，但并不知道它的含义，更没想到，20年后我会参加这个组织。

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潜移默化，使我在八十年代初进入省常中工作后不久，就开始关注民盟的活动。那时候，省常中的盟员不多，但我接手的第一个班的语文就是盟员张宝善老师教的。张老师说话爽朗，中气很足。他对我说过文革被下放，是史校长把他调回常省中的。当时，省常中几个很有名望的老师都是民盟的，如数学老师姚文华、物理老师许学钧，生物老师陈大猷等，我很崇拜他们，当然其中也包括史校长。

史校长对我很关心。我刚进省常中时，他就单独和我谈了一次话，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到省常中来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我是看你出手好才要你来的，要说学历，你比他们两个老高中差远了，你要多补补文化啊。”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也受用了一辈子。

两年以后的一天下午，我下班走到校门口，正碰上史校长也往外走。他看见我，亲切地把我拉到他的身边，边走边说，“你下班啦，陪我到一院去看个生病的老师吧。”于是我就跟着他，一路上他给我说民盟的事儿。他说，“民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组织，教师很多，现在拨乱反正，民主党派恢复活动了，但我们都老了，很需要年青人参加，你愿不愿意加入啊？”我说：“我倒是愿意加入，但现在我三十岁还不到，是不是允许啊，再说我还打了入党报告的。”在我印象中，民主党派都是老头子，没年轻人。史校长笑了起来，“怎么，你还心有余悸啊？我们都不怕，你还怕什么啊。”他走了几步，又严肃地说，“也好，你可以考虑一下。关于入党，不影响的，我就是先入盟后入党。”

此后，我认真考虑了史校长的话，又到盟市委了解情况，还专门给盟中央写了信。不久，盟中央机关专门给我回了信，说明了民盟组织的性质、党在新时期的统战政策以及青年人入盟和入党的关系问题。这样，我放下了思想包袱，写了入盟申请书，史校长亲自做我的入盟介绍人，于一九八二年八月正式加入了民盟。不久，我担任了省常中盟支部的负责人。

参加民盟以后，和史校长的直接接触就更经常了，受到他的教诲和影响更多了。史校长作为一个著名的教育家，说的最多的就是教育了，而说教育的话中，提到最多的就是“党的教育方针”，我觉得，史校长的思想总是围绕着“党的教育方针”展开。比如他说，德智体全面发展，是否就是平均分配时间？培养接班人是否就一定要用大部分时间下农村、去工厂学农学工？他认为文革中的做法背离了党的教育方针，是机械的教条主义。从学生成长和学校教育规律出发，应该是“以教学为中心”。八十年代初，他总结省常中的校风，先是四个字“严谨、活泼”。后来他对我们说，总觉得四个字还不够，应该还有“创造”，一个学校要能培育出创造型人才，才算真正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那时在校风中提“创造”还是非常早的，我们都感到了史校长思想的深刻，眼光的远大。

史校长会安排一些时间参加民盟活动。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跟他去戚墅堰参加“小记者”活动。戚墅堰盟支部八十年代组织“小记者站”活动在市里是非常早的，史校长听了汇报后非常高兴，认为这有利于培养少年儿童的创造精神，表示要去看一看。于是他特地安排了半天时间，来到了戚墅堰，出席了大会和颁奖仪式，还讲了话。他说，“小记者”活动很有意义，既练了写作，又开了眼界，还锻炼了交际能力。不是死读书，是学用结合，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很好！

史校长的教育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常州基础教育的发展，也成为民盟在教育界履职的重要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