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杜斌丞西安会见80周年随想

赵忠和

（2018年7月1日）

2018年6月22日，我作为民盟常州李公朴支部的代表之一，参加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中学首届杜斌丞班毕业典礼。     

同学们的精彩文艺表演，给我们留下了青春靓丽的美好印象，但我更欣赏的是一个朗诵节目《杜斌丞的家国情怀》。那位朗诵的男生很投入，不时激动地做出昂扬的动作，带动我的思绪也飞扬起来。等到我代表来宾讲话的时候，竟不由自主地唱起了抗日救亡歌曲《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向同学们说，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毕业了，成年了，踏上社会了，就要有担当了！李公朴和杜斌丞就是有担当的人，我们要在英烈的身上汲取前行的力量！

杜斌丞之孙、民盟盟员、陕西省杜斌丞教育思想研究会会长杜芳滨同志为我们安排了所有的活动，并向我们赠送了多本有关杜斌丞的研究书籍。他向我们讲述了一些他爷爷的往事，并多次提及李公朴和杜斌丞80年前在西安的会见。这使我想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次西安行也是对李公朴80年前在西安会见杜斌丞的纪念。

1938年11月5日，李公朴为去延安考察，途经西安，住了几天。李公朴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就这几天，他在西安会见了国民党西北军政人物以及社会名流，如卫立煌、孙蔚如、杜斌丞、刘定五、杨明轩等，还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朱德总司令。

李公朴和杜斌丞会见，他们会说些什么呢？这方面的记载和资料没有见过，我们只能通过合情合理的分析作一些猜测。

李公朴和杜斌丞是民盟历史上两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们的活动区域不同，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但在对民主的追求上却有许多相同点。甚至可以说，1938年他们见面的时候，两人都正处在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对国民党越来越失望，对共产党越来越关注。

李公朴在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中，面对法庭，怒斥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被国民党投入狱中关了八个月，直到1937年7月31日才被释放。出狱后，他直奔抗日前线，辗转东西战场。在考察中他发现国民党抗战地区民众普遍没有发动起来。于是他著文疾呼，后又集文成书，出版了《民众动员论》。

1938年夏天，李公朴在武汉又一次被国民党当局关进监牢，仅仅是因为他在汉阳兵工厂作了保卫大武汉的演讲，并对当局逮捕罢工工人表示了抗议。这次又被关了一个月，经周恩来、黄炎培等营救才被释放。从此，李公朴对国民党领导抗战更加失望，决定到延安去，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去考察，去宣传自己的全民抗战主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公朴会见了杜斌丞。

杜斌丞则是西安事变中的重要人物。当时他是杨虎城将军的主要幕僚。西安事变期间，杜斌丞向杨虎城建议“三方联合，红军为首，接受共产党主张，团结各方爱国人士”。杜斌丞受杨之命，就任政治设计委员会和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参与起草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同时，作为一方代表的杜斌丞，周旋、促进并协助张、杨两将军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在政治、组织、民政和稳定局势等方面处理了大量复杂而棘手的问题，为巩固“三位一体”的局面做了不懈的努力。在一片“杀蒋”声中，政治设计委员会内部意见不一。杜斌丞力排众议，主张听听中共代表意见后再作决定。周恩来讲了中共“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后，杜斌丞当即表态：“共产党站得高，看得远。”促使各方意见趋于一致，受到各方人士称赞。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囚禁张学良，强迫杨虎城出国考察，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出西安及陇海铁路沿线。1938年秋，蒋介石排除异己，解除了杜斌丞的省政府秘书长职务，又派胡宗南登门以军事委员会参议的头衔拉拢，被杜斌丞拒绝。国民政府陕西省党部也两次派人送来国民党党员登记表，均被杜斌丞撕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杜斌丞会见了李公朴。

这是两个英雄的会见，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如果用一幅画来表现，应该怎样画呢？我想，一定要用浓笔重彩的油画，画出李杜二人热烈拥抱的场面，而且要在他们相视大笑的目光中，表现出相见恨晚的感觉！因为他们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虽然彼此没有见过面，但因为进行着共同的斗争，肯定是互相关注的。尤其是西安事变和七君子事件之间，前后仅隔18天，两者有着必然的历史逻辑关联。这样的关系，使他们的交谈肯定离不开政治，少不了要对局势说上几句。从李杜二人的性格和胆识来说，他们很可能会一见如故、直言不讳地交换意见，来个酣畅淋漓的“双雄会”！

或许，猜测他们谈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他们此后做了什么。这次会见后不久，杜斌丞就在国统区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民主运动，并把女儿杜瑞兰送往延安参加革命。而李公朴则两次访问延安，并把同行的姨侄张则孙留在延安参加革命，自己则继续深入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考察，最后写成了《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并得出结论：“晋察冀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形。”可见，西安会见以后，李杜二人更加坚定地走向人民，走向革命，并且最终共同为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公朴、闻一多于1946年7月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杜斌丞于1947年3月被胡宗南逮捕，半年后惨遭杀害。

如果说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李公朴和作为教授学者的闻一多是殊途同归的话，那么同样是教育家出身的民主斗士李公朴和杜斌丞，则都是一直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走着同样的路。

杜斌丞比李公朴年长14岁，1888年生于陕西米脂县,幼读私塾。1907年，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1913年夏，入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学习，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后回榆林中学任校长，招聘名师，民主育人，支持学生爱国运动，鼓励学生为国效力，培养出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优秀人才。杜斌丞还倡议和支持兴办了米脂三民中学、榆林女子师范、绥德师范、延安中学等，为陕北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间，与中共陕甘区委负责人李子洲、魏野畴过从甚密，并把魏野畴介绍给蛰居榆林的杨虎城将军。杨虎城结识魏野畴之后，深为共产党人独到的政治见解和深邃的理论哲理所折服、所感染，从此思想开始发生革命性转变。

李公朴，江苏省武进县人，1902年生于淮安，后在镇江、武昌、上海等地求学，并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8年，他考取美国俄勒冈州雷德大学，半工半读。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文化补习学校、妇女补习学校等，积极从事社会教育，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其间，聘任共产党员柳湜为上海《申报》读书指导部主任，又一起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李公朴后来在昆明创办北门书房和北门出版社，他的主要助手王健也是共产党员，后来成为他的女婿。至于李公朴在山西考察，在重庆活动，最后来到昆明，都是周恩来直接关心、支持和安排的。

中共中央对李杜二人都作了极高的评价。毛泽东亲自为杜斌臣写下挽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周恩来赞扬他是“鲁迅式的共产党员”。毛泽东和朱德为李公朴写的挽词是“为保卫政协争取民主而牺牲的斗士，精神不死”。

如今，李杜二烈士为之奋斗献身的、使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新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并且已经通过改革开放走过了富起来的阶段，又昂首挺胸地跨进了强起来的新时代！

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怀念英雄、崇尚英雄，因为今天的一切都是昨天英雄奋斗的结果，而明天的梦想仍然需要弘扬英雄主义精神，用争当新时代英雄的雄心壮志来实现！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李公朴支部到西安感受80年前李公朴和杜斌丞拥抱的热烈情怀，正是为了从中汲取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系民盟常州市委原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