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业文口述  黄勇整理  

1988年2月29日，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八宝山宣读《叶圣陶同志生平》：“叶圣陶同志是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挚友。他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以大量的作品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精神财富。他的品德、文章、事业、言行，培养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作家、读者、教师、学生、编辑和出版工作者......他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楷模，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在各方面都不愧为一代师表。叶圣陶这个光辉的名字，将永载史册！”

最近，《群言》开展“影响我的一个人”征文，我想，我从一名农村普通教师成长为民盟常州市委的秘书长，并能为常州的统一战线事业做点有益的事，是叶老“至善至真至美宛然圣者，极清极洁极纯仿佛陶潜”（著名诗人汪静之以学生的身份敬送给叶老的挽联）的品格影响了我。在纪念叶圣陶先生离开我们35年之际，我愿与更多的人分享我与叶圣陶先生三十年的密切联系。    

与叶圣陶相识始末

1956年，我读初中二年级。语文书里有一篇叶老的《多收了三五斗》的课文。我学完了写了一篇读后感。心想，何不寄给叶爷爷看看呢？隔了五、六天，叶爷爷来信啦！他称赞我那篇作文有真情实感，要我好好读书，长大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特别告诫我，要热爱新社会，热爱劳动人民，不要忘记黑暗的旧中国。自那以后，叶老与我的书信联系一直不断，我六次到他家作客，两次在他家里过年，成了与叶老感情深笃的“忘年交”。一晃间，几十年过去了，当戴上老花镜再次拜读他给我的250余封信札时，我一次次潸然泪下。

我俩的书信往来，诚如叶老所说：“好比打兵兵球，一来一去，永无休止了。”信的内容，多是读书、教书，偶尔也谈社会见闻和生活琐事。这里说一则与语文教学有关联的故事。那年头，学生的语文课，除读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再就是唱语录歌、看样板戏，使我常常感到郁闷。一日，我忽然心血来潮——何不借毛主席推崇的朱自清先生打个擦边球，开开学生的眼界呢！既想到了朱自清先生，当然绕不开朱的散文名篇《背影》。但在学校及家里翻箱倒柜，就是找不到这篇范文。1972年7月初，我向叶老倾诉苦衷，想请他寻一本《背影》。发信后，心里咯噔一下，产生了矛盾。我想现在叶老身边也未必会有《背影》啊！然而，善解人意乐于助人的叶老，却复信于我：“信悉，《背影》打算向朋友或单位借，……”不出一周，好消息来了。“《背影》尚未借到，不久可以借到。”叶老的回信，让我心弦为之一动。在翘首盼望中叶老又来信说，“至善《叶老長子）从中国青年出版社藏书目录上见读，也终于借到……顾虑邮寄或阅读中恐有散失，我就抄下来寄你。”翌日，叶老终将1300字的《背影》，用平整而又自然的楷书抄录在信纸上。用挂号信寄我。观其物，见其人，叶老为了一篇《背影》散文，前后有四封信中提及，最终如愿以偿，使我愧疚又感激。如今目睹这份手札，我思绪绵绵，夜梦沉沉。我知道当年近80岁高龄的叶老是在眼力精力不济的情况下，戴着老花眼镜、手执放大镜写下的。这不是普通的抄件，而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它凝聚着叶老对年青一代关心培植的心血，同时也见证了叶老与朱自清先生相识相知数十年亲如兄弟般的友情。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农村中学比较空闲，就写信告诉叶老我帮人做了什么好事，帮某某介绍对象。叶老回信，“我年纪大了，对介绍对象、谈恋爱没有体会了。你热心为别人做事是好事，但你作为人民教师，教书育人是主业，决不能丢了正业本未倒置。”那时我经常将耳闻目睹的社会新闻写信给他看。叶老说他喜欢读我的信，说我的信“有内容，反映社会情况有意义”。我给他写信越来越多，越来越勤。乃至一个月有时三、四封。一次，他复我：“你的信，我舍不得丢弃，已将来信陆续汇订成册。”这一下，我可慌了神。在特殊的年代，多少人为一篇文章一封信甚至一句话遭来横祸。我的信就没有一句说错吗？因此，我写信问叶老为何把信汇集装订起来。这一下平易谦和、诚朴敦厚的叶老有点动情了。回信说：“你问我为何把来信装订起来，究竟是何意思，今天写这封信，回答来问。”我似乎看到叶老略带严峻的脸，听到他宛如洪钟的声音：“记得我曾经写过，来信多叙地方各方面的情形，借此使我得知所不知，因而于我有益。我说这样的话，你的来信更多了，像你告诉我的事，颇有意义的，也有比较一般的。你在叙述中也表示态度，发些议论，绝大部份是正确的、进步的。我看了这些信舍不得撕掉，就放在抽屉里，一封一封积得多了，被装订在一起，一是保存，二是他时可以再翻出来看看，再没有其它意思……”叶老的语气委婉深沉、宽厚中略带责备。又说，“难道我要以此作把柄，在将来什么时候，作为检举揭发的材料吗？难道还会有‘抄家’的事？而在我轮到‘抄家’的时候，你的信将被发现吗？我写这两句反问的话，绝不生气，完全平心气和，望你不要误会。”我的眼圈一下热了，心在怦怦跳，手在不停地抖，耳朵根热得烫手。我深深地忏悔自己的胆小自私，竭力使自己平静，继续读下去，“我从这件事上觉察你有点神经过敏。神经过敏的来源是“世故”较深，胸襟欠开阔。我说得对不对，尽可直言驳斥。”我认真反思后向叶老作了自我批评。以后，叶老又来信劝慰我，他理会我的意思。“看来装订书信是人顾虑的事。”就为此事，叶老前后有五封信谈及。由此看到他既表明观点、说清道理，但也不苟求于人、实事求是的态度。   学校复课后，叶老又多次在信中和我谈如何培养学生的读书习惯，指导学生读书的事。“要认真读书，要有目的的读，不能死读书、读死书。要培养学生养成多读书的习惯，非多读不可；同时，为了充实自己的生活，也非读不可”。叶老反对家长、老师硬逼学生读书。他曾几次与我谈过，信里也写着：“硬逼孩子死用功，从小学时期就逼，这种人实在不配做教师、家长。考取大学不是唯一目的，做一个合格的人才是所有学生的共同目的。”叶老还告诉我，教师还要热心地辅导学生做游戏、读小说、学绘画、懂音乐、参加体育锻炼，参加公益和家务劳动。叶老给我的孩子写过这样的话：“李强九岁，喜爱画画，又喜爱小说，都是极好的事。你不要去妨碍他，让他自己去摸索，我极为赞成。请你夫人也采取与你同样的态度。”“我劝李强除了画书上的人和事外，还要画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看见有趣的人有味的事，就动笔画下来。这就是‘写生’。请你把我的意见对他说说。”“画画要走出来，写字要坐下来。要写好字，一定要临帖。用心去领会笔意，千万不可龙飞凤舞。”

你倒像个十足的市侩

这句话出自叶老之口是够有份量的。1971年暑假，我去北京看望叶老。叶老赋闲在家，客人也寥落可数，仅有历史学家王伯祥、语文学家吕叔湘、戏剧家曹禺偶尔来访。但有一次，我见到一位个子不高、戴深度近视眼镜、着圆口布鞋的老人在叶老的书房里与叶老谈得十分亲热。叶老的长媳告诉我，他是俞平伯先生。当时，我有点惘然。待客人一走，我便坦诚地问叶老，俞平伯是有名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呀……叶老转过身来，拿起桌上的眼镜戴上，嘴角微上翕动了一下，似笑非笑地望了望我，不语。隔了两天，有一位教师模样的长者来访，我见他面目慈祥，身材修长，江浙口音，感到有点亲切。经叶老介绍，原来是冯雪峰先生！这一下，我倒有点忐忑不安起来。我想，那时叶老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了”，他俩再来个密切交往，岂不是没事找事吗？但鉴于上次的教训，我觉得还是谨言慎行为好。下午叶老让我陪他去“松竹园”浴室。二楼的浴间里一人一个盆，他全身沉浸在水里闭目养神。我呢，一想到上午的事儿，心里总有点不踏实，冲完澡赶忙走到叶老身边，“叶老，帮您擦擦背好吗？”叶老睁眼答道：“不用，隔一息我请服务员同志。”我见他情绪挺好，试探着说：“叶老，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你说么。”“冯雪峰是全国有名的大右派，你与他做朋友，不顾忌吗？”这么一句话，好像一下子捅了个大篓子，叶老双目圆睁，愤愤地瞪着我：“这几天，你怎么老是说我朋友的坏话！看你这个样子，不像是我的学生，倒像个十足的市侩！”批评如此之严，是我始料未及的。我站在一旁，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叶老洗澡也不洗了，他慢慢地穿上了内衣，在室内低着头踱了几个圈，缓缓坐下，语气深长地对我讲：“雪峰同志是我浙江一师的学生，在学校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革命。后来，我也受他的帮助，赞同革命，支持共产党人。俞先生是我苏州草桥中学的同窗好友，我们几十年几乎都在一起。他们的情况我不了解？”回家走到东四八条胡同口，他突然神情严肃地回转头说：“什么右派、左派，让历史去鉴定吧！”数年后，我在叶家重提往事，叶老仍有点愤懑的样子。叶老的孙媳兀真赶忙阻拦：“还提这事儿哩？那次回到家，爷爷就说了，这番话要是出自三午（叶老长孙）的嘴里，一定是两个耳刮子，不打得他抬不起头来才怪呢。”说完，大家哈哈一阵笑。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

1982年，我和儿子李强在他家过年，有幸聆听到叶老、叶至善先生和萨空了先生议论耳朵识字的事，话题是叶至善先生在叶老与萨空了谈话中插叙了自己参加社科院召开的一次特异功能学术讨论会上的情况。叶老表示不相信耳朵、皮肤、手掌能够认字。他说耳朵是听觉器官，听觉就是听觉，听觉替代不了触觉和嗅觉，认为这是常识。萨老对此持有疑议，他告诉叶老，自己在哪本杂志读到谁的文章，又见到哪几位少年儿童耳朵认字的表演。三位长者各抒己见。起初，萨老对耳朵能不能认字将信将疑。说到后来，似乎坚信不疑了。早先听说过叶老、叶至善先生与萨老是多年的老朋友，彼此来往密切，感情频深。可这回在讨论中各不相让。说着、辩着，近乎争论。叶老的脸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他直抒胸臆，“科学是真理，我们要相信科学，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认识世界，不要做违背科学的蠢事。”萨老也不示弱，认为现今还未被科学证明了的也未必是伪科学。耳朵到底能否认字要在实践中验证。此事过去多年，但叶老等为探求科学的奥秘相争不休的情景，三老期望真正按照科学和客观规律办事的信念，我至今仍萦绕在耳边。

1982年元宵节，叶老为我和李强即将离京返乡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正当大家开怀畅饮之际，一位中年女同志送来了我和儿子归程的车票，急匆匆地来到饭桌前，告诉大家，春节后的火车票非常紧张，这票子是如何托人走后门来的。不料，恰巧叶老那晚助听器没脱，她的话都让叶老听到了。叶老听着、听着，喜悦的脸色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女同志一走，叶老问话了，“李业文的两张票是谁托她买的？”无人接话，又问一声，仍无从答话。此时叶老脸色由严肃变得愤怒。突然，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孙媳妇喃喃地说：“爷爷，是我请她去买的。”“噢，是你？想过没有，人家为了一张票，要排几个小时队，甚至一夜天。我们托人朝窗口手一伸就拿到票，不用费心，不用排队，可知道我们一家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是教育人的，这样做怎么去教育别人！”叶老越说越气，越说越急，“你们不排队买票，我去！”说完，他真的站了起来，拄着拐杖向外走。围桌而坐的我们都吓得站了起来，七嘴八舌地忙着解释。直到孙媳答应去退票重新排队时，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我回到常州后，叶老来信又谈及此事。信里说：“做任何事，都要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我们有门路，能找客运室帮忙，你与售票员有交情，也去搞票。各寻各的路，后门畅通了，那么，无后门的人就是排个三天三夜也不一定买到一张票啊。”还写道，“要改革这种社会弊端，大家有责任，如果人人抱定宗旨，你们走，我决不走，这不就少了走的总人数，甚至不就断绝了这种坏风气吗......我们决不能容忍这种坏风气。”。

叶老遇事认真，对自己，对他人都是这样。上世纪三十年代，叶老在开明书店当编辑，学生们给他的来信来稿，有询必答，有信必复。他担任新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后，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对来信来访，尤其是中学教师给他的信函，他有信必复，有求必见，不找秘书帮忙。李强1982年从叶老家过年回来后，写了《在叶圣陶爷爷家作客》等几篇文章，在《新少年报》《作文》《接班人》等报刊发表，一下子又闯下了“祸”。全国各地中小学生投向叶老的书信像雪片似的飞来。高潮时，邮递员每天为他送来一个小邮包。此时，叶老年届九旬，双眼近乎失明，再无力回复成百上千的信件了，但他仍嘱托“全家齐动手，不让孩子们失望”。   

作家柯灵说过：在“五四”及稍后一辈的老作家中颇有一些这样的典型，待人接物，谦和平易，朴质无华，看来很有些温柔敦厚气；但外柔内刚，方正耿直，眼睛里容不得沙子，遇到重要行动的时候，决不落在别人后面。对这种前辈风仪，我怀有衷心的敬仰，叶圣陶老就是其中的一位。

叶圣陶先生走了，但绝对没有离去，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李业文，1941年出生，民盟常州市委原秘书长；黄勇，常州市钟楼区政协副主席、民盟常州市委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