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超白（1910—1977），江苏溧阳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新中国统计机构早期创始人，历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计处处长、国家统计局综合处处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理所长等职。1932年初，担任中国共产党溧阳县特别支部书记，1944年在广西黄姚筹建民盟支部。

狄超白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溧阳早期党组织创始人，曾任溧阳县特支书记，安徽省抗战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长等职，也是筹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创始人之一，他以极大的热忱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心怀报国之志，与时代并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赤心不改的狱中经济学家

1930年，狄超白毕业于江苏省立苏州中学（现江苏省苏州中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正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狄超白,参与南京学生砸国民党外交部及痛打外交部长王正廷的行动,其时被吸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是年10月，北方学生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到南京示威游行,与国民党宪警发生冲突,他与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一起,支持北方学生反击国民党宪警的斗争,在搏斗中受伤。11月，狄超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初，狄超白受地下党组织的派遣，回到溧阳担任中国共产党溧阳县特别支部书记。为了掌握改组派的情况，狄超白征得上级组织同意后，与改组派负责人之一的陶希晋取得联系，及时而准确地掌握敌人的情况，助力党在溧阳开展工作。为掩护党的活动，他常常深入民间采写新闻，创办了《溧阳日报》，并兼任主编。在文武桥附近的育婴堂，当看到一个个瘦骨伶仃、嗷嗷待哺的婴儿，被收养在设备简陋的育婴堂内时,他心酸了，把满腔的忧愤，倾注于笔端，写出了《育婴堂调査》一文。他又到虹桥附近的监狱，看到那些蓬头垢面、双目呆滞的“政治犯”被关押在铁笼般的囚房中，他奋笔疾书，呼喊出心底的不平和愤慨，写下了《监狱视察记》，见诸报端。这位报社主编、中央大学学生撰写的颇有锋芒的文章，犹如滚滚春雷，在溧阳上空轰鸣，给广大读者送去初春的信息，也使国民党当局不寒而栗。

同年3月，中共南京市委遭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因叛徒出卖,狄超白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敌人的淫威面前,英勇不屈。他的嫂子泪水纵横，泣不成声，几次三番央求地方上的名流作保，但毫无结果。患有气喘病的父亲，一气一急之下，病重去世。这些留给了狄超白巨大的悲痛和无穷的忧愤。

被关押在阴暗、潮湿而又令人窒息的牢房里，狄超白竟发现有些革命书籍在犯人中秘密传递。他觉得自己并不因为陷于高墙、电网的包围中而与世隔绝：党的组织、马列主义的宝库，仍在自己的周围。于是，他偷偷地写起《通俗政治经济学》来。他更坚    定了信念，崇高的理想鼓舞他以火般的热情，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1932年3月，狄超白在狱中写出《通俗经济学讲话》(该书其他版名为《政治经济学讲话》《经济学讲话》)，1935年由新知书店出版。这本书从商品价值、价值形态与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工资、资本的再生产和积蓄、利润及生产价格、商业资本及商业利润、借贷资本与信用、地租等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该书出版时正值全国人民救国运动奔腾澎湃之际，民族独立和解放成为全国人民斗争的最大目标。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这本介绍政治经济学的小册子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出版后不到一年即再版。1938-1939年，已增印至第八版。1948年初，狄超白对原书进行了增订，1949年4月于长春再版，书名改为《经济学讲话(通俗本)》。1951年，该书再次修订,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这本著作对于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民盟组织的早期成员

狄超白的学术研究活动同革命活动密切关联。作为革命家，他在革命活动中努力团结各种进步力量积极抗日，参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揭露国民党政府经济政策的剥削性和腐朽性。

1935年8月，狄超白参加救国会在无锡万方楼举行的秘密集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会议的还有姜君辰、王昆仑、吴茂荪、曹孟君、孙晓村等。

1936年夏，全国各界救国会发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影响日益扩大。1937年，狄超白深入安徽省金寨、六安一带，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8—1939年，狄超白担任安徽省抗日战争动员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秘密组成的一个革命的政治工作团体。1940年1月,狄超白遵照党组织的指示赴重庆开展党的统战工作,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直接指导下,推动民主党派开展对国民党反共分裂政策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分裂民主党派的阴谋。1941—1944年，狄超白担任中共桂林文委书记，团结广大知识分子从事抗日宣传活动。狄超白在桂林局势紧张前，特地由桂林去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请示，周恩来对狄超白做了指示，并让他回广西工作，与救国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及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负责同志进行联系。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改为由个人参加的民主团体。10月，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945年春，民盟总部指示梁漱溟筹建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推动广东、广西、湖南、福建、江西、浙江等省的民盟工作。梁漱溟、陈此生、欧阳予倩、狄超白、张铁生等为委员，梁漱溟总负责。由于交通阻塞，东南总支部工作未能积极推进，活动仅限于广西。狄超白在大批人员由广西向贵阳撤退以及沿途万分混乱的情况下，于1944年11月只身经贵阳返回广西，年底到达昭平，在黄姚筹建民盟支部，并吸收和发展新的盟员。在从昭平到料神村期间，狄超白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民主和统一战线宣传工作，令重庆的国民党当局极为震惊。

1946年1月，民盟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共代表团密切合作，力促和谈成功。狄超白在民盟机关报《光明报》(1946年第4期)发表了《我们对美国的基本态度》，强烈驳斥“民盟反对美国”这一谣言，重申民盟政治纲领中对于外交政策的四点原则，其中包括:(一)外交方针以保障国家之领土主权民族之自由平等，与各国和平相处为原则;(二)积极参加世界和平机构与联合国切实合作，以奠定国际中之民主基础，并保障人类之永久和平;(三)与美、苏、英及太平洋有关各国切实合作，以谋东亚之和平与安定;(四)提倡国民外交及国际文化合作。民盟对外政策的三大目标是独立、和平、民主。文章的发表，为民盟组织参与团结各种进步力量积极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

首批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狄超白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践行者。作为学者，他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大众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进行理论总结。

1949年3月下旬，狄超白奉命从香港辗转来到刚刚解放的北平，准备投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时任中财部秘书长薛暮桥派人去前门外的远东饭店把狄超白接到香山，到香山后，薛暮桥主持中财部全体干部会议，宣布成立资料室，由狄超白任主任。资料室改为统计组后仍由狄超白负责。由此，时年39岁的狄超白，正式从经济研究转为统计实务，从此开创新中国的统计事业。

在狄超白的带领下，新中国统计事业迅速起步，陆续建立起各部门、各地区的统计机构,制订了基本的统计制度，开展了一系列统计调查活动。1950年，在中财委的领导下，狄超白带领统计处进行了第一次全国工业普查。通过这次普查，基本掌握了全国公营、公私合营及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工矿企业的基本情况，为新中国恢复发展工业生产提供了依据。

1951年初，狄超白在题为《关于统计工作的报告》的文章中，集中阐述了自己创建新中国统计工作的思路以及关于统计与调查研究、统计与计划、统计报表统计工作的独立性等。1952年8月7日，在中财委统计处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家统计局，狄超白被任命为综合处处长，具体负责全国统计制度方法建设和综合平衡统计工作。由领导全国经济统计工作转为分管综合统计业务，狄超白很快完成工作重心的转变，投入到对综合统计的钻研之中。他对综合平衡统计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理解——“社会主义，就是核算”，核算包括“业务核算、会计核算、统计核算，统计核算的对象是集团现象”。当时，统计工作起步不久，大家的主要精力还集中在统计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方面，对统计分析无力顾及，也缺乏经验。狄超白认为，除了收集，整理基本统计资料，提供统计数据外，进度性和专题性的综合统计分析报告也是必不可少的。1953年4月，狄超白在华东统计局作了题为《怎样做统计分析研究》的报告，他系统介绍了统计分析的3种方法以及统计指标之间的11种关系。狄 超白的报告非常受欢迎、不仅是因为报告内容质量高，还因为他的口才很好，有人曾形容他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狄超白对国民经济恢复初期阶段的经济情况还进行了总结。1950年，他在《一年来的中国经济情况》中总结了1949年财政经济工作的内容，指出当时的困难是由革命的军事阶段转到和平建设时期的困难。1952年，他在《三年来财经工作成就与国家工业化》中，总结了1949—1952年间土地改革完成、工商业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大量节俭三个因素对于国家财政经济好转的促进作用，指出应在农民自愿自觉的条件下加速个体经济的合作化，既要发挥资本主义在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也要预防其腐蚀性。1953年6月3日，他在《关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问题》中，总结了1949—1952年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工商业进行调整和国营经济开始走上计划生产道路的基本情况，在概述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对当时保存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必要性进行了阐释。

春华秋实，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54年1月28日，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政务院第204次政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提出：“在院务会议下成立秘书处，遴选科学家若干名充任秘书，成为院务会议在学术领导方面的有力助手。院对各研究所分学部领导，拟暂分为物理学数学化学部、技术科学部、生物学地学部、社会科学部等四个学部；各个学部由所属各所所长及院内有关专家组织学部委员会。”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召开学部成立大会。6月3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公布了首批233位学部委员名单，新中国首批学部委员正式诞生了。狄超白与胡乔木、郭沫若、薛暮桥等一起当选为第一批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从1955年初开始，狄超白和中宣部理论宣传处、人民日报社理论部负责同志，共同发起并轮流主持经济学界的过渡时期经济规律讨论会，狄超白发表了《对于我国过渡时期经济规律问题的意见(提纲)》《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论文，全面阐述了对我国过渡时期经济规律问题的观点，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经济学界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在我国过渡时期经济中的作用。

心系群众的公仆情怀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中国面临着一个如何建国和建立一个什么样国家的问题。在经济方面，仍面临着复杂艰巨的任务。1951年10月至1954年期间，狄超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学术交流，先后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缅甸,随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参加中苏友协组织的文化代表团赴苏联访问,随中国科学院科学代表团赴印度出席科学会议。

1954—1957年，狄超白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理所长，仍兼任国家统计局工作。1956年春，在我国制定科学远景规划中，狄超白主持《经济科学研究工作12年（1956—1967年）远景规划（草案）》的起草工作。他邀请知名经济学家和著名大学经济学系的同志参加讨论，分题目起草规划草案的文字。

1958年，狄超白在整风反右中被株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代所长改任研究员。在逆境中，他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仍孜孜不倦,为党工作。继续专心学习，深入研究。他不辞辛劳，风尘满身地长途跋涉，前往东北、广西、江西等地调查研究工农业生产情况。期间，先后写作了《当前农业生产力性质及经济关系》《当前农业技改的方向和工农关系》等文章。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解放后，狄超白都因重任在肩，无暇回乡探亲。1960年夏天，狄超白顺道来到一别20余载的故乡。他的嫂子看到阿叔从北京回乡探亲，把一间简陋的平房腾出来给他下榻，自己却搬到另处暂住。第一天，狄超白到新昌乡义笪里一户亲戚家去，看到办食堂、吃南瓜的情景，村民们面有饥色，有的还拖着浮肿的双腿下田劳动。第二天，他又去杨庄乡棠下村的一户亲戚家，见到的仍是吃食堂、喝粥汤的生活。乡亲们诉说了当年的种种情况，使他无限感慨……第三天，他跨着沉重的脚步离开溧阳。从此，他再也没有来到这块生他养他，并战斗过的故土!这次回乡调查，使他亲眼目睹了农村的现状，并有切肤之感。他默默地记于心中，想把自己的种种思绪倾注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纲》中去。可惜，不久“文革”开始，他只得轻叹一声，卷纸搁笔!

1977年夏，狄超白应邀参加《政治经济学辞典》编写工作。11月2日，他在泰安举行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会议总结会上作报告，狄超白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立足现实问题，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探究和阐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现实关怀和实践品格。11月7日，狄超白带着会上鼓起的热情，带着泰山日出的余辉和凭吊李清照故居的忧思，还带着潇潇风雨的凉意和列车上的劳顿，从济南回到北京家中。他太累了，胸部也感到疼痛，于是，拿了《政治经济学辞典》的部分草稿，和衣躺阅。谁知因积郁成疾，他的心脏再也承受不了长期的劳累，心脏病猝发。这位溧阳地下党的创始人，溧阳特支的第一任书记、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为中国革命奋斗了50多年的党的忠诚战士，匆匆走完了曲折而又坎坷的人生之路，终年67岁。

狄超白逝世后，中国科学院在《悼念狄超白同志》一文高度评价了狄超白不平凡的一生。文中写道：“狄超白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党的领导下，他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他是我党的好党员，好干部。我们悼念狄超白同志，要学习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和热心党的社会科学事业的精神，为繁荣社会科学事业，加速四个现代化，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

党不会忘记自己的儿女。狄超白逝世后不到一年，组织上对他进行了平反，宣布恢复其党籍。1985年又进行了彻底平反。无论是学者，还是革命家，狄超白一生孜孜不倦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探求解答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汇编出版《狄超白集》。2010年1月，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狄超白名列其中。

                        (谢菊芬  杨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