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人生“机遇”，一般通识是“要抓住，否则稍纵即逝”。其实并不尽然。从我的人生体验来看，有时“机遇”来了还必须果断放弃：比如在“当教师”还是“当学生”，或“当干部”还是“当工人”问题上，我就多次选择后者而放弃“机遇”。

我并非职业教师，一如我并非职业作家一样。但因经常为社会各界进行红色基因传承和各类历史文化主题授课，有人就问我此生为什么没去当教师；我参加工作不久就开始做“干部”工作，身份却很长时间是“以工代干”。有人不屑，有人不解，我却非常坦然。

1973年夏季某日，时为井下掘进工的我接到通知去组织人事科，原来是党委要调我到煤矿职工子弟学校当高中语文老师。领导把矿校师资力量不足、不能让矿工子弟再文化落后的道理阐述后征求我意见。我说“我初中毕业就下放了，怎么能教高中呢，会误人子弟的”“这个你别担心，先到南京上学三年，然后回来当老师”“当学生我去，但不当老师”“那不行，要去上学回来就得当老师”，可我还是坚持己见。就这样第一次当老师还包括当学生的机会就被我放弃了。那时年轻，遇到两难选择不知所从；至于为什么不愿当老师，当时自己也莫名其妙，大概是受“教书匠”称谓的影响吧。

1973年底，矿务局召开全局思想宣传工作现场会，我在会上介绍经验。会后局宣传部（系地市级宣传部）焦道诚部长找我谈话说：“你文章写得好，工作也踏实，已征得你矿同意，准备调你来局宣传部工作，转干”。我说：“离开了生产第一线我就写不出好文章了，所以不去。”后来又有几个部门来调都被我谢绝了，各级领导和师傅们多有疑惑和叹息，说“你这孩子（北方人长者对青年人的俗称）怎么这么憨（傻的意思）啊？别人都千方百计调上井，领导多次调你上来都不成，你想干什么呢？”我说“我们老三届知青因为下放中断了学业，所以唯求读书；再则家里人口多，我每月发了工资都要往家里寄钱帮助父母减轻负担，所以不能上调”（那时当干部收入低，调上井要降一级工资，也无下井补贴，收入相差较大）。领导们了解情况后决定先“借调”（这样可以不降工资），于是我很长一段时间“以工代干”，记得还曾拥有一本由中组部和国家人事部联合制发的“聘用制干部”红色证书呢。

1975年春天，我奉命到徐州市委党校参加培训班，重点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还当起了“小老师”，协助党校辅导大家。其时全国包括国有矿山都开展“评法批儒”学理论活动，但是矿工队伍普遍文化较低，党委决定从矿工中选拔一批“老师”对全体矿工进行辅导。于是我被派遣专程赴当时全国学理论先进单位上钢五厂学习取经，回矿后把各工区文化水平稍高的年轻人组织起来办培训班。我把马恩列斯毛经典著作和中国古代史用通俗的群众语言改编成一篇篇故事，发给大家，自己则带头试讲，直到每一位学员都能脱稿演讲。从此我们这个“老师”团队就在百里矿区进行了数十场以讲故事为形式的授课，矿工们见我就喊“金老师”——哈，我还是当上了“老师”！

1979年我被推荐到煤矿干部学校脱产读书，速成了高中学业。

1982年，矿务局党校公开招干，局党委从全局近20万正式职工中遴选出近200人参加统一考试，取前五名，先到上海或南京读三年书，毕业后到党校当在编正式教师。成绩出来后领导说我考了第一名。于是组织部把我等五人（皆为井下矿工）分为两组：三人去复旦、两人去南大读书（我被分到复旦），等候通知随时出发。8月份局里又通知开会，我们都认为是要出发了，没料到局领导连连打招呼说：这次矿务局党校招干虽然获得了煤炭部批准，但没和当地市委组织部商量，影响地方干部计划平衡，问题反映到省委和中组部，最后煤炭部妥协，这次招干计划被取消。我说：“我本来就是冲着有当学生的机会才参加招考的，当不当干部无所谓。”领导说：“局党委要对大家负责，经过研究：你们五人先脱产复习，准备参加成人高考，入取者带薪全脱产去上三年大专，成绩优异者毕业后另有奖励和任用”云云。

就这样我从1983年起又读了三年全日制大专，专业是党委指定的“工业企业经营管理”。因成绩名列前茅，不仅工资和奖金月月照发，毕业后还获得3%拔尖晋升一级工资，34岁就是五级工了，还被称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毕业分配时让我在局机关三个部门选择，包括去“高教处”当专职老师。没人想到我居然再次谢绝，最后选择回原矿在计划科工作。好多领导和同事又不免唏嘘了一番，连呼“奇了！”，老知识分子则说这是现代版的“连辟公府不就”。

不久，我因省人才交流政策调往无锡国有电机厂搞企业管理，两年后再次经苏锡常三市人才交流回到了阔别20年的故乡，方得以在“为国尽忠”的同时，也能为父母尽孝。1988年至1991年我又当上了学生，完成了“对外经济”本科专业，终获高级经济师职称。此时又有两次“机遇”：一是去新建的高新区经发局、二是去参与筹建市商业银行，我都谢绝了。后来筹建海关，有领导又欲调我去，却因“事业编制”而未成，我便在本职岗位上继续埋头苦干。20 世纪末实行“事改企”试点，在领导的动员下才转为“行政编制”，尽管工资待遇减了不少，直至退休前两年才恢复到与“副高”相当的待遇。

退休后我又上了三年老年大学。每每回顾人生道路，我对自己的每次“机遇”抉择都不后悔：我一生都在先当“学生”，后当“老师”，对所谓身份和地位看得很淡，唯求努力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我总结为“满足已有的物质待遇水平，永不满足精神文化追求”。

这就是我人生中关于“机遇”的故事，写出来是为告诉年轻人，时代处处有风景，人生屡屡有“机遇”，但要脚踏实地，随遇而安，切莫好高骛远，尤忌投机钻营。

(金明德）